苏轼——一名时空穿越者

“陕西、河东用兵，虽已有漏泄禁约，近多已传达委曲至河北缘边州军，显是方今预事文武官以私书漏露其事。其令河东、陕西诸路转运、经略等司，遍约束辖下文武官，不得与河北及四方亲识通书说边事，若有彰露，当械送下狱，终身废弃。”

在讲个故事，熙宁九年（1076）五月，辽国派耶律孝淳出使北宋，北宋负责接待的是员外郎朱温。见面了，耶律孝淳问朱温：你们南方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温回答：南方少数蛮族叛乱了，现在也派人讨伐。

耶律孝淳问：派了士兵有一二万么？

朱温回答：“就一两千士兵。”

耶律孝淳又问，谁为将？朱温回答：郭逵、赵卨。

朱温做外交官竟然是如此幼稚，其进行外交活动，对辽使耶律孝淳有问必答，根本没有没有保密意识，后来朝廷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把朱温罢免了，由安焘接任其一切职务。可见当时北宋在国家信息安全方面之弱。

幸好苏轼则是一个有超前意识和战略眼光的的人，头一次注重国家文化和信息安全。

我们的了解《宋史》的一段关于义天高僧来华的故事。现在这段历史也被当做中朝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但是当时苏轼不这样看。

高丽王朝时期的最著名的高僧是义天，他本身也是王子，也是国师。

杭州僧人净源曾坐船去过高丽，与义天成了好朋友，后来回国以后净源死了。

元佑四年（1089），义天要来北宋，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北宋王庭十分重视，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是中外交流的大事，所以要给予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苏轼却不同意，上奏哲宗和朝廷，说明自己的看法

“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
熙宁以来，高丽屡入贡，至元丰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夷获不赀之利。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虽虚实不可明，而契丹之强足以祸福高丽，若不阴相计构，则高丽岂敢公然入朝？中国有识之士，以为深忧。自二圣嗣位，高丽数年不至，淮、浙、京东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

这次上书可以看做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苏轼指出：高丽来访，如果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官民被严重骚扰。不仅劳民伤财，而且高丽人停留时间长，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买地图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对国家与契丹对战中留下隐患。应该对高丽王子兼高僧来朝觐宋朝很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实际指出义天有可能从事间谍活动。

哲宗立即采纳采纳，朝廷也很重视，结果

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从这段记载来看，高丽义天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反间谍效果不错。

可是事情并不如苏轼想象的那么顺利，一切才刚刚开始。

元佑五年（1090）苏辙出使辽国，惊奇的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于是苏辙在七月给礼部提出建议：

“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宋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一百贯。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纳所属申转运使、开封府，牒国子监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以所印书一本，具详定官姓名，申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凡不当雕印者，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从之。以翰林学士苏辙言，奉使北界，见宋朝民闲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请立法故也。

这份文件可算是中国第二份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文件。

苏辙敏锐地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可能轻易被辽人掌控，所以要求从此进行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含事前申报、审批，事后监察举报，否则由刑罚伺候。

这个意见中主要包括三方面：

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

2、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的责任主体应为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

3、禁止诸戏亵之文雕印传播的责任主体应为州县、监司、国子监。建议迅速变成了国家政策、法令。

从这三方面来看，这也是国家文化安全方面最早的保密政策了。

估计这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商议好的结果。元佑五年十月，就过了三个月，苏辙的谋划下，对高丽人行动的控制进一步升级、细化，要求出入外交使馆的高丽人数、可以停留的时间都要大幅度裁减。

对于高丽使节到来以后，苏辙提出建议：

臣近奏乞裁损同文馆待高丽条约，除近降圣旨略施行外，有一项下节日听二十人番次出馆游看买卖，止减为十人。窃缘夷狄之人，怀挟奸诈，情不可知。许令游览都城，大则察采虚实，图写宫阙、仓库、营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极不便；小则收买违禁物货、机密文书，及作为非妄。治之则伤恩，不治则害事，听之出入，无一而可。旧法虽令亲事官监视，然而小人贪利，微加赠遗，何所不从，其实无益。若是朝廷全然不恤前事，则虽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为可虑，则止许十人实亦未便。伏乞再降圣旨，全令禁绝。

同月癸丑，太皇太后下诏：自今同文馆高丽人出外置到物，并检察有违碍者，即婉顺留纳，以杂文钱给还价直。若系时政论议及言边机等文字，即问元买处，开封府检奉敕条晓示。

中国历史头一次开始对外国使臣购买的物品书籍进行检查和没收，对商家予以告谕警诫。

以后高丽使者多次要求看《太平御览》，政府“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以后，高丽又来，再次求购《太平御览》，被拒绝。

元佑八年二月辛亥，尚书省先答应了高丽人乞买《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等书籍的请求，而领导礼部的苏轼坚决不赞成，也不愿执行；他专门罗列了“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资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

以下为“五害”原文：

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修饰亭馆，暗损民力，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为契丹用，何也？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描画山川形势，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属国，使每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别有生事，万一异日桀黠之敌以此借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总之苏轼认为：当时契丹与高丽在政治上关系紧密，如果宋朝重要图籍输出，以及不受严格监控约束的使节入境，及长期逗留所可能造成的宋朝山川形胜、社会虚实都被这些使节作为情报收集给予契丹的话，对宋朝国家安全、经济和民生都有弊无利。这些见解在当时是很有高度的。

苏轼下令让他领导的礼部把要严管高丽人的编敕条贯集中传达给高丽人使所过州郡，加以施行，也实际上是试探朝廷决定。

可惜朝廷这次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大量国家文献又流入高丽转到辽国。

这主要原因是党争，哲宗初年太后执政，以苏轼兄弟为代表的川籍士大夫群体受到重用，声势很盛，自从苏轼因讥讽程颐引发党争后，苏轼兄弟成为对手们情绪化凶狠攻击的主要目标，反对苏轼的大臣认为，北宋一直以来把图书典籍的境外传播看做是“柔远”（此乃王道政治的基本路径）之道，加以反对：

旧录云：“副陈轩馆伴，高丽使求册府元龟、乐谱、金箔，苏轼为礼部尚书，以先朝柔远非是，此沮之，且诬馆伴规其私遗，陈请勿与。球曰：‘先朝盖尝赐之矣，此非中国所秘，不与何以示广大？’朝廷是其议，卒与之。”

以没有怀柔远方来朝的胸襟气度了吗？于是苏轼的建议基本被否决。

宋朝一直以来对高丽以及其他境外的政权求得宋朝重要典籍持开明态度，几乎没有防范，对于奉行、标榜王道政治理念的大多数北宋君臣来讲，苏轼兄弟的意见和建议是一个另类，要么觉得小题大做，要么觉得杞人忧天，政敌董敦逸给苏轼兄弟扣上“拒违君命”的大帽子予以攻击，要求严惩。幸好太皇太后心中明白是董氏在小题大做，最后的结果是董氏因弹劾苏轼而被贬为湖北运判，改知临江军。苏轼兄弟暂时逃过一劫。

支持苏轼兄弟的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政治生态发生决定性改变，苏轼兄弟很快遭遇被贬谪到岭南的命运，这场苏轼、苏辙兄弟进行的中国历史上关于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反间谍策略谋划戛然而止。

在苏轼苏辙被贬谪以后，辽朝对宋朝的谈判心理、筹码比其对手要掌握得充分得多，这使宋朝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从而进一步丧权辱国。辽朝依然能在宋朝和西夏的冲突中扮演更强势的调停者的角色——尽管此时的宋朝完全处于对西夏的优势地位。

寿隆四年，辽国对北宋西夏进行了外交调停。在这次调解过程中，辽朝的信心和力量很大程度上仍然来自对宋朝这个十分大度的文化和信息传播者的知己知彼。

1105年。辽国的一个皇族女儿封为公主嫁给了夏崇宗，辽国并派使者赴宋，劝宋对西夏罢兵。

这时候辽国已经外强中干、行将灭亡，但是没有费一兵一卒，阻止了宋朝对西夏取得更大的军事成就，就是宋朝远不如辽朝那么充分掌握对方心理、信息。

后来，辽国衰弱，金国兴起，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此时有人想起了苏氏兄弟。

钦宗立，贺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言：“高丽靡敝国家五十年，政和以来，人使岁至，淮、浙之间苦之。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国，安知不窥我虚实以报，宜止勿使来。”乃诏留馆于明而纳其贽币。明年始归国。

由于面临金兵的巨大威胁，朝廷予以了采纳。到了南宋高宗统治时期，高丽来华使节是否是帮助金人来“窥我虚实”始终被警惕防范，甚至为此中止、减少了来往。

绍兴六年11月，朝廷为了防止高丽人可能替金人做间谍密探工作，简化处理高丽来使。

孝宗隆兴二年以后，双方交往终止。

本文材料主要来至于《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