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我每次读到《诗经》的《鸱鸮》，读到《书经》的《君奭》，总是暗暗地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等到读了《史记》，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断绝过；颜渊、仲伯等学生，互相问答。孔子说：“不是兕，不是虎，却要在旷野上奔波，我的主张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田地”颜渊说：“先生的主张极为宏大，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接受；虽然这样，没人接受又有什么害处？并且没接受，然后才显出你是君子。”孔子温和地笑着说：“颜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替你管账。”虽然天下没有人接受孔子的主张，但他的学生竟能够自我满足而且是这样的快乐。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实在还比不上孔子的贫贱。像召公这样的贤人，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属，却不能够了解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跟谁一同享受这富贵的快乐？然而跟孔子一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光这一点也就值得快乐了。

 

        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听说如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你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欧阳公交游，并且和他上下议论。后来年纪大了，才能够读他们的文章词赋，想见他们的为人，料想他们潇洒地脱离世俗的所谓快乐，而自己爱好圣人引为快乐的事。我当时正在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办法进见诸位先生。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试我们。我没有想到，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受世俗文风的影响而录取了，因此我留在这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疏通关节，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就可以依靠了。如果侥幸获得一进的成功，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得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抵得上这种快乐。《论语》上说：“不怨天，不怪人”，因为“从容自得啊，能够度过我的天年”。先生的名声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先生的面色温和，没有怒容；先生的文章宽厚质朴，没有怨言。这心定是对圣人之道有很深的爱好呢。我希望听到先生的教导啊。

       梅直讲，即梅尧臣，字圣俞，曾任国子监直讲（辅佐博士的一种官职）。宋仁宋嘉佑二年（1067年）苏轼进士及第，当时的主考官为欧阳修，参评官为梅尧臣。苏轼考中后，写了这封信表示自己对欧阳修、梅尧臣的感激之情，也抒发了“士遇知己之乐”，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抱负。

    本文很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先援引史实说明虽周公、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会有困厄不遇之时，而孔子身处逆境却能知足常乐；后半篇则直叙作者早有仰慕欧阳修、梅尧臣之心而终于受到他们的赏识，并赞扬了梅尧臣之为人。看来先是怀古，后转而叙今，似乎各有侧重，实际上前半篇是伏笔，后半篇则是实写，这正是本文写作上的的独特之处。